qep 这就需要运用法律解释方法把不清楚的法律说清楚。
作为明确的法的概念,生存权最早见于奥地利具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法学家安东·门格尔1886年写成的《全部劳动权史论》,该书认为:劳动权、劳动收益权、生存权是造成新一代人权群一经济基本权的基础。自由权的人权在国家为其明确界限时，一般以其与其他主体的权利相切接的最大外延为观察点，因之自由权在法律上往往只有上限而无下限。
从社会保障与弱者生存的关系考察，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受社会保障权就是社会弱者的生存权。最后，公民的生存请求能否转化为属于自己的生存利益或生存条件，是生存权是否具有法定性格的标志。换言之，人在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这种威胁应由有财产的人与其共同承担，人为解除生存威胁而拿别人的物是他的权利。由于这种请求权不是具体的，而且带有政治色彩，所以称其为抽象的权利。而当第三种办法被普遍使用的时候，生存权的定型化已具备了充分的条件。
但是，抽象权利说也清楚地显示出其不足,一是它所承认的公民请求权缺乏可操作性，公民排除生存障碍的请求得不到司法的保护;二是在抽象权利说中，公民的请求只被当作国家了解社会问题的窗口，公民请求解决的问题只有具有社会普遍意义的时候,请求才可能得到重视，而对于因人而异的个别请求,国家则可予以否定。马克思曾指出：如果允许无限期地出卖劳动力，那就会使奴隶制立刻恢复起来,首先从确定出卖劳动力的最大期限一劳动时间开始,劳动者的劳动权和劳动基本权渐次被资本方所容忍。思维是对法律定义等符合逻辑规则的运用，当然法学思维不仅有根据法律思考的法律思维，还有运用法律处理社会矛盾的法治思维及尊重逻辑规则运用的法理思维。
法律的自主性来自于法律的明确性、独立性、安全性、稳定性拟制。虽然有些法律定义是描述性的，但不是对丰富多彩的社会历史与现实的描述，而是对事物、行为的概括、抽象。法学基础研究及教育主要是教授法律概念定义以及使用规律。哈特所言的法律的概念是针对个案定义法律是什么，即在法律的一般性所指的基础上的再次定义。
结 语 经现实主义法学、后现代法学等解构后，由规范法学所建构的整体性、体系性的法律被肢解了，法律的明确性、稳定性、可预测性等被模糊性、不确定性和意义的流动性所代替，从而在思维中失去了逻辑必然导出的方式，由定义概念、原则规范所支撑的法律体系出现碎片化。最近笔者延续这一观点撰写了《法治是被定义的生活》。
然而现存的问题是：在理论上不重视法律定义的研究，实践中存在错误运用。这样就不会危及法治在方法论上的可能性。（二）执法、司法需要再定义 执法、司法不仅要尊重法律定义，还要在个案中重新定义。用政治、社会、经济等关联因素破解法的自主性，进而推演出法治的不可能性。
确实，死抠字眼是有问题的，法律运用并不完全是定义思维。哈特关于定义做两个事情的思想对笔者启示很大，即立法者定义法律，实现了法律初步明确。法律的独立性被社会关系纠缠。法律概念的表达，实质上体现了一种态度、一种立场。
一方面法律工作者必须努力保持专业术语的可理解性和明确性，从而避免法律术语成为普通百姓不可逾越的语言障碍。定义是构成法律语句的基本细胞，思维能否接近法治的要求，关键要看明确的法律定义是否被使用。
定是指明确的含义，义是指所蕴含的道义。可就是一般性明确，解决了法律思维、法律推理的前提预设。
定义之定是语词成为法律的关键，如果概念只是语词或词组，那么它们就与语词一样具有任意性。过度使用定义会疏远公众，而不用定义难以实现法治。什么事情都很好办只在明确，其所表达的就是避免语义不清和模棱两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定义术语。其标准就是明确的法律定义。然而法律价值多是一些大词，具体含义不容易确定。典型的情形有三种：一是法条主义过于看重定义，表现为死抠字眼的机械执法、司法。
根据法律思考的法理教义，要求人们首先需要了解法律定义。我们正在用对词的深化认识去加深我们对现象的理解。
特别是在与个案遭遇以后，法律定义的不周延性、模糊性还会显现出来。没有与法治相匹配的法学、法律等知识体系以及法律思维规则体系，法治只能是权力、命令等支配下的管理，而不可能实现限权意义上的法治。
在司法实践中人们发现：倘若没有法律定义，（专业）术语的使用者就必须对概念的使用取得一致。法律定义是法律思维的前提，若要适当思考，必须正确使用字词，否则我们无法达致真正的意义。
类比思维就是将法律条款所描述的类型与生活之中事实进行比较，进而赋予事实以法律意义。虽然法律定义、规范等存在瑕疵，但定义功能依然重要，只是需要强化法律体系以及体系思维对法律自主性功能的弥补。基于论断定义的论断性思维，对于法律实践常见的错误具有矫正的作用。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作为法律的命令，执行起来也很复杂。
立法所明确的法律定义解决的是法治的开端或者说思维依据问题。捍卫法治的定义思维，在整体宏观思维方式面前似乎微不足道，在辩证思维面前也显得幼稚，然而政治谋略所有缺陷都需法治予以克服。
这里的历史是指客观的历史，而不是编造的历史，社会也不是任意定义的社会。从表面上看是在叙述法律的概念，其实是言说法律的思维方法。
这就需要运用法律解释方法把不清楚的法律说清楚。法理思维是运用法律定义、逻辑方法理解复杂世界的简约手段。
哈特指出，法律就是规则，包括制定法、判例法规则等主要规则，但主要规则能否变成针对个案的法律，还需要承认规则、改变规则和审判规则的运用。法律规范不仅是命令，更主要的是以法之名的定义。然而，现有法学理论对定义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甚至对法律概念的研究也不是很多。明确的指令使人知道了该如何去做，即明确的命令很好执行，明确的法律便于操作。
法律定义是法学知识体系的基本细胞，法律思维水平是对法律定义的理解程度。法律定义以及所构建的知识体系，为思维提供了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可以开展法律、法治和法理思维。
理由之三在于，法学研究及法学教育的需要。根据法律的思考属于法教义学，不能脱离法律定义，是以内在参与者角度来审视法律的意义
而且，无论是学说还是当时对重建日本法律制度具有极强影响力的美国占领军，都没有提出从法的支配原理来看上述制度属于违宪制度的主张。[5] 田中二郎《行政法的基本原理》（1949年），参照58页以下。
